“夺门之变”后于谦为什么会被下狱赐死?于谦是个怎么样的人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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嗨又和大家见面了,今天历史小编带来了一篇关于于谦的文章,希望你们喜欢。 景泰八年(公元1457年)正月初,明代宗朱祁钰病重不起。而朝中皇储位置尚且悬空,究竟该立何人为新帝,皇帝朱祁钰和帝国首席重臣、兵部尚书于谦,在皇统继承问题上各有主张,分歧甚大 ...

嗨又和大家见面了,今天历史小编带来了一篇关于于谦的文章,希望你们喜欢。

  景泰八年(公元1457年)正月初,明代宗朱祁钰病重不起。而朝中皇储位置尚且悬空,究竟该立何人为新帝,皇帝朱祁钰和帝国首席重臣、兵部尚书于谦,在皇统继承问题上各有主张,分歧甚大。

  这对曾经彼此知心、配合默契,令大明帝国度过建立百年来最大一次危机的君臣,此时已经是貌合神离。

  土木堡之变后,明英宗朱祁镇被俘虏,京师三大营损失过半,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,皇长子朱见深尚在襁褓,而且并非正式册立的皇太子,一个婴儿根本没有办法去凝聚危城人心。

  年轻的监国亲王、皇弟朱祁钰手足无措,孙太后病急乱投医,在国难时一片迎立贤王声音中,打算迎立「诸王中最长且贤,众望颇属」的皇叔、襄王朱瞻墡。

  此时,是于谦力主的「立朱祁钰为帝,朱见深为太子」之议,既符合国难立长君的现实需求,又最大限度保证了朱祁镇、朱祁钰兄弟的父亲明宣宗朱瞻基一系的权益,使帝位不致落入旁支,对得起明宣宗当年对于谦的君臣之遇。

  大明少保、兵部尚书:于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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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否则襄王朱瞻墡有多名成年子孙,他若得立,则帝系转移变成定局。岂料这令此时沦为瓦剌俘虏的明英宗朱祁镇怀恨在心,认定是于谦勾结明代宗朱祁钰谋夺了他的皇位,并最终导致了于谦夺门之变后的遇害。

  其后,瓦剌首领也先以朱祁镇为人质,屡屡要挟明廷,于谦坚决主张社稷为重,严词拒绝一切寇虏妄求,才令也先手中人质失去利用价值。同时又是于谦苦口婆心劝说现任皇帝朱祁钰“天命已定”,打消其疑虑。朱祁镇因而得还,不用在漠北吃沙子到死。

  【謙有再造功。上北狩,廷臣間主和,謙輒曰:「社稷為重,君為輕。」以故也先抱空質,上得還,然謙禍機亦萌此矣。】

  于谦为何既拥立明代宗为帝,又力主迎回英宗?正如数百年前的南宋岳飞旧事。

  岳飞之所以干冒武臣涉政之忌,上书宋高宗赵构求尽快立储,正是针对金国欲立宋钦宗之太子赵谌为傀儡的图谋。

  赵谌虽曾是大宋帝国正式册立的皇太子,本身也并无什么罪过,但经历“靖康之变”后,在包括岳飞在内的南宋文武重臣心里,他就只是个辱宗庙罪人之子,绝不当立,亦不承认他是帝国皇储,因此只以“丙午元子”称之。

  【近谍报,虏酋以丙午元子入京阙,为朝廷计,莫若正资宗之名,则虏谋沮矣。】——张戒《默记》

  甚至对宋钦宗,岳飞随着政治上的成熟,也从早年的“迎回二圣”,改口为“迎回天眷”,只认可他是现任皇帝的亲属,身陷虏庭是国家耻辱,理应救回,而绝不认可这种辱国罪人是值得尊敬的先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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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此,当瓦剌人被迫送还朱祁镇时,大臣商辂希望朱祁钰在皇帝正殿文华殿赐宴,以示皇帝和上皇两宫同心,彼此无间。朱祁钰大怒,认为此言等同于逼他马上让位,愤然道「我不曾要做皇帝,你们众人劝我做,如今又要怎么?」

  大将石亨一直包藏祸心,怂恿朱祁钰索性大开杀戒,又是于谦一句「大事已定,但要事体得宜」,暂时安了朱祁钰之心,安了满朝百官之心。

  【銮舆既还,护送虏使同至,众议先一日于奉天门赐宴,次日就南内赐宴。公曰:“虏人此举实仗大义,若令进南内宴,彼见另居一处,未免退有后言。不若两宴俱就文华殿,示以彼此无间之意,庶可服其心。”太监兴安以闻。景庙大怒,急诏公等赴文华殿,面诘曰「我不曾要做皇帝,众人劝我做,如今又要怎么?」众皆不知,俱不敢言。石亨曰:「有什么说话的,碎碎砍了他。」于公谦曰:「大事已定,便有一言半语俱不必听,但要事体得宜便是。」】——《商文毅公言行录》

  表面上,整个景泰年间,朱祁钰对于谦是言听计从,极为礼敬,屡加封赏,多次探视,远远超出了一个皇帝对臣子的限度。而景泰初年的朝政大事,也都由于谦一言裁决,名为兵部尚书,实为帝国的实际首相。

  两人最值得称道的一段佳话,是御医给于谦困扰已久的痰疾开了方子,说要用竹沥(竹子经火烤后所流出的液汁)做药引子。当时北方地区竹林很少,竹沥不易取得。朱祁钰便带着随从到到万岁山,亲手为于谦伐竹取沥。

  【素病痰,疾作,景帝遣兴安、舒良更番往视。闻其服用过薄,诏令上方制赐,至醯菜毕备。又亲幸万岁山,伐竹取沥以赐。】——《明史·于谦传》

  然而,身为一名专制帝王,身为朱元璋的子孙,秉承了历代大明皇帝的雄猜本性,朱祁钰也不可避免地对于谦有所猜忌和牵制。

  当政敌上书弹劾于谦恃权结党、举荐私人时,朱祁钰一方面称「于谦专兵政,举人亦其所宜也」,另一方面又不免敲打于谦「已往者置不问;今后如假公营私,必罪以祖宗成宪,不宥」。

  对公而忘私、日夜辛劳只为国忧的于谦而言,这种敲打不啻于人格污辱了。

  于谦奏请裁革太监监军之制,朱祁钰不允,命内臣监军如故。石亨、罗通等将领心胸狭隘,嫉恨于谦的威望和大功,屡番诋毁于谦,朱祁钰却不顾于谦反对,将他们委以重用,参赞军权,其目的很明显,就是用来牵制于谦。

  最后石亨等发动“夺门之变”,迎朱祁镇复位,于朱祁钰而言,误信小人,身死位废,也是自作自受了。

  明代宗、景泰帝:朱祁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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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夺门之变”时,于谦作为景泰一朝的实际执政者,手握中枢内外大权,当真要阻止本是轻而易举。但他却没有任何自保举动,正是为了帝国社稷,大明江山。

  朱祁钰病重不起,其太子朱见济已死,却为了自己面子,不愿复立朱见深为太子。

  朱祁钰身边那帮当年力主废立的近臣,生怕朱见深继位后会反攻倒算,谋划着另外迎立藩王,选中的还是那位素有贤名的皇叔襄王,此议被于谦坚决抵制。

  于谦和商辂等内阁重臣商议,由商辂援笔《复储疏》:「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,当立章皇帝子孙。」而当时宣宗子裔,仅剩包括后来的明宪宗朱见深在内的,朱祁镇的几个儿子。

  朱祁钰愿意接受此奏议,复立朱见深固然好。否则等他归天,群臣只需上书孙太后,让朱见深以血缘最亲近、年龄最长的皇侄身份继位亦可。

  【十六日拟写二本,伏阙投进,本稿系臣在礼部朝房内写,主事俞钦抄誊。本内有云:陛下为宣宗章皇帝之子,当复立宣宗章皇帝之孙正位东宫,助理庶政等语。姚夔、邹干等皆称善。因写二本,大小官员佥名数多,封进不及。】——《商文毅公文集》

  然而如果朱祁钰复立朱见深为储;或是朱祁钰死后,朱见深正常即位;虽然是最符合朝局稳定,社稷安宁的大局,却绝不符合朝中那些权奸宵小、如石亨、徐有贞、曹吉祥等人利益。

  他们谋划夺门,不止是为捞取迎立之功,亦是因他们深恨的于谦在朝中主持中枢,他们就没办法为所欲为,得到朝中大权。

  而对于谦这样望重天下的社稷大功臣,想要致他于死地,就必须换上一个对于谦有深怨而衔恨的皇帝,并栽赃以谋反罪名。所以前太子朱见深不行,非太上皇朱祁镇不可。

  就在《复储疏》呈于礼部,还未上报给朱祁钰的当夜,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们听闻风声,迫不及待联合朱祁镇,发动了 “夺门之变”。

  于谦同样已发现夺门一党的串联端倪,以他当时如日中天的威望、掌管军政的权柄,若登高一呼,扑灭此乱本是轻而易举。但如此一来,朱祁镇这个谋逆罪人或死,或废为庶人;

  而包括朱见深在内的所有朱祁镇子孙,都同样将作为罪人之子,宣宗朱瞻基一脉将永远失去皇位继承权。而代宗朱祁钰已然不治垂死,迎立其他藩王,必致国势动荡。

  为了大明社稷的稳定,为了回报当年宣宗的知遇之恩,于谦最终选择了牺牲自己,按兵不动……

  【夺门之役,徐石密谋,左右悉知,而以报谦。时重兵在握,灭徐石如摧枯拉朽耳。……方徐石夜入南城,公悉知之,屹不为动,听英宗复辟。……公盖可以无死,而顾一死保全社稷也。】

  病重的朱祁钰以己度人,是万万想不到于谦这般几近圣贤的高尚节操的。他听闻变起,第一反应是“于谦耶”,生怕于谦要学王莽司马懿,夺大明江山,自己从此成为朱氏皇族末代国君、千古罪人;

  等听说是朱祁镇政变复位,方长舒一口气「哥哥做,好!好!」。他被废去帝号,继续躺了一个月后,不明不白死去,明人笔记里说,是被明英宗派太监蒋安,用布帛勒死。

  明英宗:朱祁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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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英宗朱祁镇,和夺门一党达成肮脏的政治默契:一方得皇位;一方得朝权、杀于谦。

  因此朱祁镇复辟后,迫不及待将于谦及许多景泰重臣下狱。其谋害于谦圣旨曰:

  「于谦……这厮每知罪恶深重,恐朕不容,……纠合心腹都督范广等,要将总兵官(石亨)等擒杀,迎立外藩以树私恩,摇动宗社……钦此」

  商辂原系朱祁镇东宫旧臣,本不在逮捕之列,朱祁镇还让他给自己起草复位诏书。可商辂为于谦力辩绝无迎立外藩事,举此时仍在礼部的《复储疏》为证据。

  岂不知朱祁镇对此本就心知肚明,为了完成与夺门一党的约定、为了让这场政变变得师出有名,他才非杀于谦不可;是以索性将商辂也下了狱,其后从宽改罢官归乡,终其在位之日,不复召还。

  是以,《明史》和通俗读物《明朝那些事》中「朱祁镇受徐有贞、石亨蒙骗,才害死于谦,事后悔悟」一说,何其荒谬?不过是后来的明宪宗给于谦平反时,为其生父遮丑讳过,才做的官样文章。

  本质上,朱祁镇就是杀害于谦的头号罪魁祸首,罪证确凿,不容抵赖。

  于谦在刑场慷慨就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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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英宗在刑场面见于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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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于谦家产下令被抄没,家无余资,只有正屋里紧锁着朱祁钰赐给的蟒袍、剑器等物。当日,血不曾冷,风孰与高,天下冤之……

  【谦自值也先之变,誓不与贼俱生。尝留宿直庐,不还私第。或言宠谦太过,兴安等曰:"彼日夜分国忧,不问家产,即彼去,令朝廷何处更得此人?"及籍没,家无余资,独正室鐍钥甚固。启视,则上赐蟒衣、剑器也。死之日,阴霾四合,天下冤之。】——《明史·于谦传》

  又过了许多年,宪宗朱见深在位期间,不但给于谦平反昭雪,并在此时被召还为内阁首辅的商辂力主下,追复朱祁钰“恭仁康定景皇帝”帝号,并以帝皇之礼重修其陵寝。

  平心而论,朱祁钰虽然本身能力有限,性格上也颇有心胸狭隘和优柔寡断的弱点,但能以朝政大局为重,绝大部分时候都对于谦充分信任,鼎力支持,已经算是个相当不错的皇帝了。

  明朝能安然度过“土木堡之变”的危机,集合一群残兵败将,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,除于谦是护国功臣、中流砥柱外,朱祁钰作为患难天子,也同样功不可没。

  只是汲汲于一己之利、一家一姓之私的朱祁钰,始终难以真正理解于谦的高尚人格和伟大襟怀。

  于谦和岳飞这对“西湖双忠”,皆是以“社稷为重君为轻”为信念的华夏社稷之臣,他们真正忠心的从不是某家某姓皇帝,而是整个华夏文明和亿兆苍生。也真因如此,方值得我辈后人,永世敬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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