铜马帝刘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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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秀(公元前6一公元57),字文叔,南阳蔡阳(今湖北枣阳县西南)人。汉朝宗室,东汉王朝的开创者。早年加入绿林农民起义军,在推翻新莽政权的关键性战役昆阳之战中,发挥了决定性作用。略定河北后,统帅东汉军队,运用正确的战略策略,逐步扫平各割据势力,实现 ...

刘秀(公元前6一公元57),字文叔,南阳蔡阳(今湖北枣阳县西南)人。汉朝宗室,东汉王朝的开创者。早年加入绿林农民起义军,在推翻新莽政权的关键性战役——昆阳之战中,发挥了决定性作用。略定河北后,统帅东汉军队,运用正确的战略策略,逐步扫平各割据势力,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统一。

  刘秀9岁丧父,依靠叔父刘良生活新莽天风(14—19年)年间,曾游学于长安大学,“受《尚书》,略通大义”。新莽末年,农民起义风起云涌,一度“避吏新野”、“卖谷于宛”的刘秀,见“玉莽败亡已兆”,乃与其兄刘绍举兵于春陵,号“青陵兵”,不久并入绿林农民军,成为重要将领。地皇四年(23年)二月,众义军将领拥立刘玄为汉帝,改元“更始”。刘縯任大司徒,刘秀任太常偏将军。三月,刘秀与王风、王常等攻占昆阳、定陵、团城。五月,在昆阳之战中,刘秀沉着冷静,临危不惧,以其超人的胆略和杰出的指挥才能,率领义军大破王莽主力42万,为推翻新莽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。随着反莽形势的日益发展,更始政权内部的矛盾亦逐渐激化,威望日增的刘縯、刘秀兄弟受到绿林军内农民将领的猜忌和排斥。在李佚等怂恿下,刘縯及其部将刘稷被更始帝刘玄杀害。正将兵在外的刘秀自知势孤,遂强忍悲痛,主动驰至宛城谢罪,从而不仅躲过了杀身之祸,而且顾全了反莽大局,避免了更姑内部的进一步分裂。新莽政权被推翻后,刘秀积极争取脱离更始、独立发展的机会。是年十月,刘玄命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头衔,“持节北度河,镇慰州郡”。从此,刘秀摆脱了更始诸将的直接监控,走上了独自发展的道路。当时河北形势纷繁复杂,各种武装林立,群龙元首,要将这里纳于统一控制之下十分困难。刘秀依照冯异“理冤结,布惠泽”⑧和邓禹“延揽英雄,务悦民心”的建议,“所过郡县,考察官吏,平遣囚徒,除王莽苛政,复汉官名;吏民喜悦,争持牛酒迎劳”,争得了各阶层民众以及一些地方实力派的支持,逐渐组成了建立政权的基于力量,并在邓禹的参赞下,暗自定下了先固河北以为根据,逐步夺取天下的根本大计。所以,虽然刘秀曾被盛极—时的邯郸王郎所迫,“趣驾南辕,晨夜不敢入城邑,舍食道傍”,一度处境艰危,但很快能组织力量进行反攻,井一举消灭王郎势力,扫除经略河北的最大障碍。

  刘秀在河北势力的发展,引起更始帝的不安,遂在加封刘秀为萧王的同时,一面下令调刘秀及其部将返回长安,一面暗令屯军于邯郸的尚书令谢躬乘便袭击刘秀,另遣苗曾、韦顺、蔡充分别任幽州牧和上谷、渔阳太守,以控制幽州精兵。刘秀自侍羽毛已丰,决心脱离更始,独树一帜,乃“辞以河北末平,不就征”。接着,先派吴汉、耿渰先后收斩苗、韦、蔡三人,掌握了幽州十郡突骑;继而,遣吴汉、岑彭用计袭杀谢躬于邮城,吞并所部6军,清除了隐思。其间,又采用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手段,击破并收编了铜马军30万众,军事实力大大增强,人称“铜马帝”。

  此时河北形势已逐渐明朗,赤眉军已开始西进关中,更始、赤眉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火并在所难免。鉴于此,刘秀开始了新的战略部署。他任足智多谋的邓禹为前将军,领精兵2万由晋南往关中,伺机进取长安;派刚毅果决的冯异为孟津将军,扼守黄河渡口,防止更始屯驻洛阳的李软北渡;拜文武备足的寇伺为河内太守,建立巩固的根据地,确保军需物资的供应。刘秀本人则亲统大军北上,肃清河北境内的残余农民军,终于实现了控制河北的首要战略目标。

  更始三年(25年)六月,在众将的极力拥戴劝进下,刘秀即皇帝位于鄗城,年号建武,正式建立了东汉王朝。

  就在刘秀平定河北的同时,邓禹在关中取得重大进展,自建武元年一月至七月,连破更始主力于安邑、衙县,又避开赤眉锋芒,休兵栒邑,控制上郡、北地、安定,完成了待机南下长安的部署。冯异亦积极配合邓禹的行动,利用洛阳更始军军心动摇之机,转守为攻,北取天井关、上党,南下河东13县,迫降更始军十余万人,进而与寇栒合力进逼洛阳。刘秀即位后,立即派大司马吴汉统军十余万围攻洛阳,并随后亲至河阳坐阵指挥。刘秀采取政治诱降策略,不记朱鲔杀兄之仇,终使洛阳30万人不战而降。建武二年(26年),关中方面形势不利,邓禹与赤眉反复混战,虽大大削弱了赤眉力量,但自己亦几道失败。刘秀见邓禹已难改变关中局面,遂于是年十一月及时更换将帅,以善于治军、作战稳健的冯异代替邓禹,主持关中军事。冯异不负重托,迅速调整部署,于次年闰二月,以诱敌伏击战法夺得崤底之战的胜利,迫降赤眉8万余人。赤眉余部十多万人仓惶东走宜阳。刘秀早已断定“赤眉无谷,自当东来”,此时已亲临宜阳,率诸军严阵以待。赤眉军正好落入圈套,十多万人全部投降。至此,刘秀取得了关中地区,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。

  就在河北初定、关中将定之时,刘秀已开始着手削乎群雄、统一全国的战略部署。根据当时各支割据势力的地理位置及其力量强弱,刘秀制定了由近及远、先东后西、逐个击破的战赂方针。为了贯彻这个方针,刘秀采纳来歙的建议,联陇制蜀,使汉军得以偏师扼守关中,主力则用于对付东方。自建武二年至六年(26—30年),刘秀用5年时间,逐个剪灭关东之敌,形成了四分天下有其三的局面。东方平定后,汉陇联合倾刻瓦解,陇有隗嚣成为汉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。刘秀利用河西窦融与汉朝宗室的特殊关系,积极争取窦融,使隗嚣处于腹背受敌境地。建武八年(32年)春,刘秀遣来歙率精锐2000人,长途穿插,袭取陇右军事重镇略阳,将隗嚣数万精兵死死拖住。同年夏,刘秀亲率大军攻陇,与窦融的河西军两面夹击,大败陇军。嗣后,虽因巴蜀援军来救,汉军一度撤离陇右,但隗嚣已受致命打击,汉军重整兵力,于建武十年(34年)十月,彻底击垮隗氏集团,吞并陇右。

  刘秀得陇望蜀,经短期休整后,于建武十一年(35年)春,命吴汉、岑彭、来歙、盖延等分道伐蜀。同年秋,刘秀坐镇长安,亲自指导战争进程。在汉军强大而又巧妙的攻势下,蜀军连道惨败,全线崩溃。建武十二年(36年)十一月,吴汉、威官击杀公孙述于成都,蜀地平定。

刘秀完成了统一大业后,采取“以柔道行之”的治国方针,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,安抚周边少数民族,东汉一度兴盛。封建史家誉之为“光武中兴”。

  从东汉统一战争的进程及结果看,刘秀确实表现了非凡的军事、政治才能,不傀为中国封建时代杰出的军事家。其军事思想如战略、策略、战术、治军思想,已在前面章节中有选择有重点地作过叙述,现分别简述如下:

  (1)集中兵力、各个击破的战略思想。刘秀在统一战争中,贯彻的是先东后西、先易后难、由近及远、逐个击破的方针,按照这个方针,刘秀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,始终能集中兵力,创造条件,造成我众敌寡的相对优势,保持一个方面和一、二个敌人的主要用兵方向,渐次消灭敌人。

  (2)联合多数、打击主要敌人的策略思想。为了配合总战略方针的顺利贯彻,刘秀在确定主攻敌人后,总能根据需要和可能,争取联合次要敌对势力,使其或发兵助攻,或保持中立,或牵制其他敌人。如攻王郎,联合了耿况、彭宠、任光、等人,从而以弱击强,势力由小到大;攻刘永,成功地争取了陇右隗嚣、河西窦融,让其制约公孙述,使汉军得以专意东方;攻隗嚣,又成功地联合了窦融,对隗嚣形成两面夹击之势。总之,这一策略的成功保证了总方针的顺利贯彻,是刘秀逐个消灭割据势力的一大绝招。

  (3)刚柔相济的策略思想。刘秀非常讲究斗争策略,在十四五年的军事活动中,从不把军事打击作为克敌制胜的唯一手段,而是刚柔相济,文武两手并用,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。刚以削其力,柔以笼其心,尽量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,即使在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,也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。这是刘秀战争策略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。冯异出征关中,刘秀戒之曰;“今之征伐,非必略地屠城,要在平定安集之耳。”其义甚明。所以,定河北,招降铜马30万众;取洛阳,降纳杀兄仇人朱氏且封以高官,等等,均非偶然,乃是刘秀施行刚柔相济策略的结果。在刘秀的影响下,其部将也多能以此法取胜,冯异、马援、邓禹等固不待言,就连军纪相对较差的吴汉亦能间或施行这个策略,其说降陈康而得邺城及诛守长而乎鬲县五姓之乱,就是典型的例证。刘秀的这个策略,终东汉一代久行不衰,’被广泛用于镇压农民反抗、平定地方叛乱及民族战争,宗均、窦固、皇甫规等,都是奉行和贯用这个策赂的优秀将领,说明它适用于各类战争。《黄石公三略》云:“柔能制刚,弱能制强。”又云:“能柔,其国弥光。能弱能强,其国弥彰。纯柔纯弱,其国必削。纯刚纯强,其国必亡。”刘秀刚柔相济的策略思想大体渊源于此,其“以柔道行之”的治国方针及“量时度力,举无过事”的办事原则,也都是这一学说的具体发挥和实践。

  (4)出奇制胜的战术思想。刘秀善于料敌察机,因敌制胜,战术运用灵活多变。如对赤眉的以饱待饥、以边待劳,攻陇蜀的长途穿插、以锐击疲,等等,均体现了出敌不意、用奇制胜的作战特点。

  (5)扬长避短的用人思想。刘秀帐下猛将如云,各具特点,他总能知人善任,扬长避短,使用得当。而且能够做到疑人不用、用人不疑,使将帅能在不违背总的战赂企图下相机行事,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。这在统一战争中是常见的,在此之后亦始终未变,较为典型的是,遏者宗均擅自伪造沼书、招降武陵“蛮”而受到刘秀嘉奖一例,更表现了刘秀广阔的胸怀和气度,这与桓帝时段颊矫沼破鲜卑而被革职下狱之事,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所以马援称他“恢廓大度”,“开心见诚,无所隐伏,阔达多大节”,是符合实际的。

刘秀的上述思想内容丰富,深刻高明,他用以指导统一战争,使整个战争基本按照他的设想,逐步、顺利地完成,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是不多见的。

  刘秀一生做了两件大事,一是统一全国,二是治理国家。所以对其军事思想也应从两方面来探讨,既肯定其指导统一战争的战略、策略、战术、治军思想,又不忽视其在重建封建国家中的建军思想。以前人们往往依据东汉统一战争来评价刘秀的军事地位,这当然是对的,但仅仅如此,还不能全面反映军事家、政治家刘秀的军事思想。刘秀自平定关东后,就已着手军制的调整和改革,从中可以看出其“居重驭轻”的建军思想。

  (1)强调领导体制上的军权高度集中。其表现,一是削弱三公权力,突出尚书台地位,“虽置三公,事归台阁”,尚书台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军事决策机构;二是强化监军制度。监军的起源较早,春秋即已出现,但监军之制的最终确立应在东汉初年。如设“北军中候”掌监五营;每有将帅出征,皇帝即令亲信、近臣随军监督,等等。目的是防止将帅离心,增强中央军的可靠性和保险系数。

  (2)加强中央军,削弱地方军。如“罢郡国都尉”,取消郡县的专职武官,以太守兼领兵权;废“都试之役”,取消地方定期举行的军事训练;“罢轻车、骑士、材官、楼船士及军假吏,令还复民伍”,正式废除地方上的更戍役制度。刘秀实行这些措施的意图很明显,是为了强干弱枝,防止地方叛乱。

  (3)在边防问题上,废除了边郡更戍役制度,所谓“罢边郡亭候吏卒”,大量以刑徒兵、夷兵充实边防力量。同时加强边防建设,不断修筑亭候烽隧,完善防御体系。这一措施与刘秀鉴于当时形势而采取的以防御为主的边防政策,有密切关系,其目的是为了息边养民,确保国家安定。

。刘秀的军事改革是其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,它既有利于统治集团掌握国家的主要武装力量,维护“长治久安”,也可收到稳定政局、安宁边境之效。就此而言,刘秀的建军思想与其“柔道”治国方针是根本一致的。但是,由于它过分强调“居重驭轻”,废除更戍役制,造成了东汉兵源减少,战略后备力量薄弱;罢都试之役,使汉军缺乏定期的训练、考核,以致于“每战常负,王旅不振’’,战斗力有所削弱。这两点教训是非常明显而深刻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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